吉安客家事務所



客人在吉安：一段翻山越嶺的客家遷徙記憶

一、從原鄉啟程：客家人的遠行之路

千百年來，客家人經歷一段又一段背井離鄉的歷史。在中國中原動盪不安的時代，他們隨著戰亂與政策南遷，逐漸落腳於福建、廣東、江西等丘陵山地。這些地區多為人煙稀少、土地貧瘠的山區，造就了客家人堅毅、節儉、自給自足的生活態度，也形塑了「入山唯恐不深、入林唯恐不密」的族群性格。

然而，山地資源有限，人口不斷增加，經濟與生存壓力日益沈重。於是，離開原鄉、尋找他方出路，成為許多客家家庭不得不面對的選擇。台灣，這座位於黑水溝彼岸的島嶼，雖然陌生且充滿風險，卻也成為他們眼中可寄託希望的「新天地」。

早在荷蘭統治台灣的17世紀初期，已有零星客家人來台擔任翻譯等中介角色。但真正大規模的渡台，卻受到清朝政府的諸多限制，尤其康熙帝頒布的〈渡台禁令〉，明令禁止粵地居民——即多數居住在粵東山區的客家人——渡海來台，理由是「粵地多海寇」，恐造成治安問題。禁令之下，客家人唯有冒險偷渡，藉著漁船或走私船隊，悄然登陸這片他方的島嶼。

二、島內遷徙：族群競合下的求生之道

即便來台之路艱辛、違法風險高，仍阻止不了客家人落腳台灣的決心。他們落地後，往往選擇在山區、邊陲地帶聚居，一來避開早已根深柢固的閩南勢力，二來也能群體自保，抵禦外侮與資源爭奪。

清康熙60年（1721年）的朱一貴事件，是客家族群自組「六堆」自衛體系的重要轉折點。他們不僅成功自保，更在平亂過程中協助清廷剿亂，因而獲得「義民」之名。其後林爽文事件中再次出力，乾隆皇帝更賜下「褒忠」匾額，彰顯其忠誠與貢獻。

然而，即便在台灣西部已建立起穩定社群，西部平原早已被漳泉移民佔據，土地日漸不足，加上族群間的摩擦不斷，不少客家人再度選擇遷徙。他們跨越中央山脈，翻越荒山險嶺，將腳步邁向尚未開發的「後山」—花東地區。

三、邁向後山：花蓮吉安的初啟拓

今日的吉安鄉，過去是南勢阿美族的傳統領域，包括七腳川、薄薄、娜荳蘭、里漏等部落，是族人狩獵、耕作與舉行祭儀的生活空間。嘉慶17年（1812年），漢人李享、莊找等人以布疋作價，向原住民頭目購得荒地，開啟漢人進入奇萊平原（今花蓮平原）墾殖的起點。

然而，由於清廷對東部治理力有限，原漢衝突不時爆發。直到光緒元年（1875年）清廷設卑南廳，東部才名義上納入清帝國版圖。但真正改變東部命運的，是1895年台灣割讓給日本後所展開的殖民治理。

日治時期，日本政府積極推動「開發東部」政策，除了建設交通、設立廳所之外，更大規模辦理官營移民。吉安地區在明治41年（1908年）爆發「七腳川事件」後，日本徹底接管該地，並於明治43年（1910年）成立「吉野村」，命名自移民來源地德島縣的吉野川。

吉野村成為日治時期花蓮地區的官營移民村樣板。當時的《東臺灣展望》記錄：昭和8年（1933年）吉野村人口已達2,561人，其中超過一半為日本內地移民，另有部分漢人與原住民。而協助開墾的農工，多為來自台灣西部的客家佃農，他們在田間勞動、幫助日本人種植稻米、甘蔗與蔬菜，住在聚落外圍，為日後的吉安客庄社群奠定根基。

四、戰後定居：從佃農到家園

1945年二戰結束，日本人全面撤離花蓮，吉野村原有的農地、房舍與設施迅速空出。這批原先被招募協助開墾的客家人，成為填補空缺的主力。他們或已熟悉土地與環境，或由西部親友口耳相傳，陸續遷入吉安地區，形成穩定的客家社群。

永興、稻香等地成為客家人集中居住的核心，逐步發展出完整的生活網絡：農耕、製糖、加工業、家庭聚落，乃至信仰空間與語言文化。來自苗栗、新竹、臺中等地的移民，不僅帶來了客語與傳統技藝，也移植了對家園的渴望與族群的凝聚力。

在這樣的背景下，吉安逐漸從「他方之地」轉變為「安心落腳的所在」。客家人從佃農成為地主，從外來者成為本地居民，在這片山海交錯的土地上，築起了自己的家。

五、信仰延續與文化再現：從伯公廟到五穀宮，客家的精神家園

隨著客家社群在吉安落地生根，語言、飲食、歲時祭儀與信仰文化逐漸深植日常生活。這些文化元素不僅承載移民族群的集體記憶，更構築起族群認同與情感凝聚的根基，使遷徙不再只是地理上的移動，而是文化延續與再創的歷程。

伯公廟：土地與家園的守護者

在客家文化中，「伯公」是對土地公最親切的稱呼，為移墾生活中的庇佑神祇。早年開墾之際，客家先民每至一地，便於村頭路口、田邊水圳旁立石建廟，祭祀伯公，祈求風調雨順、平安順遂。伯公信仰以其貼近民間的角色與務實精神，成為村落最早的信仰中心與精神依靠。

今日吉安鄉境內仍遍布多座伯公廟，如南華庄頭伯公、福興福德正神、竹篙屋伯公、山下伯公、水頭伯公、永安宮、太昌伯公廟等，皆為客家先民拓墾立村時所設立的重要據點。這些廟宇不僅祭祀神明，更透過周邊的空間營造，如樹頭公、彩磁戲台、石砌田埂、竹構意象等，呈現出開拓歷史與地方工藝的深厚底蘊。

每逢節慶，伯公廟前的「打嘴鼓」空間便熱鬧非凡，長輩們圍坐樹下閒話家常，孩童奔跑嬉戲，村民聚餐、酬神、看戲，廟埕不只是信仰場所，更是世代情感交會、文化記憶傳遞的生活劇場。由此可見，伯公廟在吉安，不只是宗教空間，更是一座座結合了信仰、工藝、社交與情感的在地文化核心。

五穀宮：農耕文化的信仰核心

相較於村頭伯公廟庇佑一方，吉安五穀宮則展現客家人在穩定生活後，對於農業社會整體祈願的精神高度。五穀宮主祀神農大帝，是客家聚落的重要信仰中心。神農不僅象徵百穀之祖，更代表著勤勞耕作、智慧生活與醫療草本等多重文化價值。

五穀宮不僅是農耕文化的精神象徵，也是語言傳承與聚落凝聚的核心場域。每年舉辦的春祈、秋報、酬神戲等傳統祭典，不僅延續古禮儀式，也促成客語的使用與文化記憶的傳遞，吸引在地耆老與年輕族群共同參與，展現出濃厚的客庄風貌。

信仰的軸線，文化的根

從田頭的伯公廟到聚落中心的五穀宮，信仰如同一條貫穿土地與人心的軸線，引領客家人在異鄉安身立命，也成為世代共同的精神依歸。這些信仰空間不只是宗教設施，更承載著族群對土地的敬畏、對家庭的守護、對文化的延續。

如今，吉安的客家信仰文化不僅延續於生活實踐，也逐漸進入公共政策與文化治理的視野。全鄉多處伯公信仰場域已被納入文化景觀保存與再造計畫中，透過導覽解說、景觀改善與文化創意，轉化為連結鄉土記憶與文化教育的重要據點，構築出一幅屬於吉安的客家信仰地圖。

在這張由五穀宮與伯公廟交織而成的文化網絡中，客家人的信仰得以延續，精神得以安放，遷徙的腳步，最終沉澱為土地上的根，代代相傳，生生不息。